离开毕节那天，乌蒙山背后的天色微冷，车沿着盘山道缓缓下降。随着海拔的变化，云也从头顶渐渐沉到山腰，像是历史落地前最后的一场风。
遵义，是我在贵州旅途里最“响”的一站，不是因为它喧哗，而是因为它的“沉音”穿越了历史与现实——这是一座因一次会议而被载入共和国年鉴的城市，也是一座以江河与赤水酿出南国热烈的地方。
列车进站时，广播重复播报：“欢迎来到历史文化名城——遵义。”而我却听见另一种声音在耳边轻语：“这是一次转折。”
我翻开《地球交响曲》地图，在贵州北缘，乌江与赤水交汇的那一点上画下红圈，写下：
“，遵义已记。
她是红色的，不止于旗帜；
她是温柔的，不止于河水；
她是改变的，不止于会议。”
下一站，是云南昭通。
我要翻过大娄山系，跨入乌蒙西段，看滇东北如何接续这段南方高原的史诗，看金沙江畔的昭通人如何在风口与边界之间，用自己的方式刻下城市的纹理。
我收起笔记，望向天边山脊，对自己说：
“转折之后，继续前行——昭通，我来了。”